国安体育总监马永明：周总把引援权都交给了我和教练

国安重塑权力格局的背后信任与责任

当国安体育总监马永明说出“周总把引援权都交给了我和教练”这句话时，许多人第一反应是惊讶——在中超这样一个长期由投资人和管理层深度介入转会决策的环境里，把引援权真正下放给专业团队，本身就是一次颇具风险的制度性冒险。但如果从职业足球的演化趋势来看，这种从“老板拍板”到“专业分工”的变化，又显得格外顺理成章。这不仅是权力分配的调整，更是国安在球队重建期，对专业主义与长期主义的一次公开押注。

引援权下放的核心 是信任与专业回归

在过往的中超环境中，投资人或高层习惯对引援有强烈话语权，从预算决定到最后拍板往往“一条龙”完成，体育总监和主教练更多扮演的是“建议者”和“执行者”。如今，国安管理层以周总为代表，将引援主导权交给体育总监马永明和教练组，意味着一个关键前提成立了 俱乐部认可专业团队比行政层更懂足球。这种信任的背后，也是对过去经验教训的反思——高价但不匹配战术体系的外援、明星却水土不服的内援，都让“老板式决策”在竞技层面付出过代价。

对马永明而言，引援权的集中并非权力扩张，而是一种更沉重的责任。他需要在预算框架内，与主教练一道完成从球员考察、数据分析到谈判签约的完整流程，再对结果负责。一旦选择失误，不再有“是上面 insisted”这种推脱借口，所有成败都将指向同一套专业决策机制。而这，恰恰是职业足球成熟化的标志——功劳与责权绑定在一条清晰链条上，而不再是众人“集体模糊”。

从人治到“体系治” 国安的结构性微调

把引援权交给体育总监和教练，本质上是国安内部治理结构的一次调整。过去更多依赖“个人判断”的人治模式，容易随着高层变动频繁摇摆；今天，国安试图建立的是一套围绕主教练技战术理念和俱乐部发展规划的“体系治”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引援不再是一次次孤立的事件，而被纳入到整体球队架构设计中——年龄结构如何分布，外援与本土球员如何搭配，梯队出产的位置如何与一线队需求衔接，乃至三五年后的阵容更新节奏，都要提前规划。

这与不少欧洲俱乐部的实践相似。以德甲为例，很多俱乐部早已习惯由体育总监与数据分析团队牵头完成引援，老板只负责批准预算，极少直接指定球员。国安此举，等于是在中超语境下向国际成熟模式靠拢，把权力链条简化，把责任链条拉直。国安现阶段不可能完全复制欧洲模式，但在权责划分上迈出这一步，已经在联赛内部形成了鲜明对比。

引援权掌握在“专业组合”手里 国安更容易形成统一战术语言

将引援权集中于体育总监与主教练组合，还有一个被低估的优势——有助于形成队内统一的战术语言与用人逻辑。过去时常出现的情况是：高层看中一位名气不小的前锋，教练心里却清楚，他的特点并不完全适配现有体系，甚至会挤占年轻球员成长空间。但在行政压力之下，教练只能勉强使用，最终造成“战术服务球星”而非“球星融入战术”的局面。

如今，在马永明的工作框架下，先有战术蓝图，再有引援名单。比如，当主教练确定球队未来两个赛季要强化高位逼抢与转换速度，各个位置的技术模板就会随之清晰 引进的中后卫要具备较强的出球能力和回追速度，中场需要覆盖范围大、能在反压迫中完成第二落点争夺，前锋则要接受大强度无球跑动和协同压迫。这种自上而下的岗位定义，使得引进每一个球员时，考察团队都可以问一个简单问题 “他是不是我们体系中的那种人” 而不是“他是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好球员”。

案例分析 国安式“精准引援”的想象空间

假设国安在评估锋线时发现，球队缺少一位既能做支点又能回撤拿球的中锋，而联赛和外援市场中有两种典型人选 一种是效率惊人但极度依赖禁区终结的“门前杀手”，另一种是进球数据略逊，但在联赛中以牵制能力和支点作用著称的前锋。如果是在“老板偏好”主导下，俱乐部可能会倾向前者——进球多、名字响、宣传好做；但在马永明与教练组联合决策的结构中，他们更有可能以战术适配为优先，选择后者。

这种选择看似保守，却是典型的专业团队思路 更关注球队整体运行效率而非单点数据的好看。引援成功的评价标准，也从“这个人强不强”升级为“这个人能不能让我们整体变得更强”。当这套逻辑被反复实践，国安的人员构成就会越来越接近教练理想中的“功能拼图”，而非简单的“大牌堆叠”。

长周期规划与青训衔接 引援不再是短线买卖

将引援权交给体育总监和教练的另一层深意，在于为长周期规划留出空间。以往，高层决策频繁更迭时，新任管理者往往急于通过立竿见影的引援来证明自己，导致阵容结构不断被打乱，青训出身的年轻球员也难以获得持续信任。现在，当引援主导从行政层转向专业团队，短期政绩冲动被大幅削弱，连贯性的中长期建队计划才有可能落地。

在这样的架构下，马永明更容易与青训总监、梯队教练协同，提前规划三到五年的位置更替。例如，如果U19梯队明确有一位中卫苗子极具潜力，那么在一线队引援时就会更谨慎 避免在同一位置上签下过多合同跨度过长的成熟球员，让年轻人未来毫无空间。这种自上而下的统筹思路，是传统“老板拍板式引援”很难兼顾到的。

风险同样清晰 专业团队必须接受成绩的直接审判

把权力集中到专业团队手上也意味着风险更加集中可见。一旦某个转会窗口整体判断失误 阵容老化得不到修补、外援性价比不达预期、本土引援损耗过高——舆论的压力、成绩下滑的后果，都会直接落到体育总监和教练组头上。与过去“责任在大家”的模糊状态不同，今天的国安更像一支愿意公开签署军令状的团队 “权在我，责也在我”。

对于球迷而言，这种改变同样是一次观念调整。当马永明公开表示“周总把引援权都交给了我和教练”时，也是在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 批评和质疑可以更有针对性。如果引援长期低效，那么问题就不在于“上面不懂球”，而是专业团队自身的判断与执行。在这个意义上，引援权下放既是信任，也是检验。

国安能否借此重塑气质 取决于执行的“底线与上限”

从制度设计来看，国安此次调整方向无疑是朝着职业化迈进的一步，引援权从周总转到马永明和教练组合，是一种对专业主义的公开背书。但制度要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两点 其一 是不是坚守底线 不因短期舆论、外部干预而动摇权责边界 其二 是不是不断拉高上限 让数据分析、球探网络、心理评估等现代足球管理工具真正介入转会流程。

如果国安能够在几个转会窗口中持续贯彻这种以体系为核心的引援理念，那么外界对这句“引援权都交给了我和教练”的理解，就会从一开始的惊讶与观望，逐步转变为对俱乐部气质改变的直观感受 球队的阵容更具结构性，战术执行更加统一，年轻球员更有清晰路径，外援不只是“能力强”，更是“用得上”。在这样的进程中，国安不仅是在重建一支队伍，也是在重建一种属于现代职业俱乐部的决策文化。